第941章 会试申论改革

腊月二十,在各大衙门快要锁院前,吏部终于将主考官推荐名单送呈内阁。

名单上还是和上次差不多,但是去掉了户部尚书王世贞的名字。

王世贞已经接了重修《永乐大典》的总裁官,腊月二十六就开了馆,正在物色编修和誉录人手,忙得脚不沾地。

他连户部的日常公务都顾不过来,主动请辞,这让不少阁臣都松了口气。

夹在苏泽和王世贞中间确实不好做,王世贞主动退出,事情就好办了。

这一次就没有争议。

内阁几位阁老传阅了一遍名单,没人提出异议。

首辅高拱在名单上票拟同意,又让人送入宫中。

小皇帝自然应允,次日,圣旨下:着吏部尚书苏泽充任万历四年会试主考官,择日入闱。

同考官的人选也随后公布:吏部侍郎申时行、户部侍郎王锡爵、国子监司业沈鲤,以及礼部和国子监官员五人。

原本礼部侍郎罗万化也被列入名单的,但是罗万化正在协助编修《大明会典》,主动请辞,最后翰林出身的同考官选了三人。

看到这份名单,京师的官员们也看出了不少门道。

苏泽是首辅高拱的弟子,但是苏泽已经自成一派,他在政治上和高拱步调一致,但是并非是完全依附于高拱。

苏泽担任主考是众望所归的事情。

但是剩下的三个翰林出身的同考官,就能看出内阁的权力局势了。

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张居正的弟子,而张居正目前是内阁排名最后的专务大臣。

可偏偏这个专务大臣,其两个弟子进入同考官名单,成为这届考生的房师。

这足以说明张居正的政治能量,和他的排名并不匹配。

最后一个入围翰林同考官的沈鲤,是之前与苏泽有过冲突、政治理念不同的官员。

沈鲤虽然担任建工学校的校监,但是他本身的学术倾向更侧重于传统儒学。

但是沈鲤的资历和威望也很高,担任国子监司业多年,他的入围被认为是朝廷的政治平衡手段,同时也是表明科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。

至于剩下的五个同考官,他们都不是翰林出身,只有阅卷权,就是属于是纯纯的工具人了。

而且会试的阅卷工作量极大,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,阅卷官堪称纯纯的牛马,当选者没有一丝高兴。

消息传出,京师士子奔走相告。

苏泽当主考官,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是个好消息。

因为这些年来实学的影响力,研究实学的读书人不少,实学也逐渐成为显学。

苏泽以“务实”著称。

他不喜欢浮华辞藻,更看重文章的见识和逻辑。

这一点上,主考官和三位同考官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怕就怕主考官和同考官的阅卷标准不一样,比如主考官喜欢华丽的文风,同考官喜欢朴实的文风,那考生就糟了老罪了。

写的华丽了,可能在同考官那关就被刷下去,写的朴实了,可能到了主考官那边反而被排到后面。

既然主考官和同考官们的治学态度差不多,就等于考试有了明确的考纲。

一段时间,有关苏泽的文章和奏疏集子,在京师热销起来,考生们纷纷研究苏泽的文风,学习他的文章思路。

但也有少数人焦虑。

那些专攻辞赋、靠堆砌典故取胜的考生,心里清楚,苏泽主持的这一科,怕是不会给华丽文章留太多机会。

不过这些人毕竟是少数。

腊月二十二日,苏泽在吏部处理完最后一桩公事,将印章锁进柜中。

他对一旁的吏部郎中们说:

“年后本官和申侍郎都要入贡院,吏部的事情就请诸位担待了。”

众人连忙应下,又说了几句恭喜的话,吏部年前的事务算是忙完了。

苏泽没有直接回府,而是去了文渊阁,找到高拱。

高拱正在看一份甘肃巡抚递来的边饷折子,见苏泽进来,放下笔:“子霖来了。主考官的差事,准备得如何了?”

锁厅之后,苏泽又来到内阁。

自己是高拱的门生,但是如今的地位,苏泽也不方便再去专门拜年。

借这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,也算是给师相拜年。

顺便这一次的会试,苏泽也要探一探高拱的态度。

听说苏泽来访,高拱果然十分的高兴,立刻让苏泽进入他的值房。

苏泽说了一些拜年的吉祥话,接着说道:“弟子今日起闭门,入闱前不再见客。有件事想请师相示下。

高拱摸着胡子点点头说道:“子霖你是陛下钦定的主考官,我这个首辅也谈不上什么示下,有什么事情就说吧。”

高拱对待苏泽的态度素来如此,毕竟在推广实学这条路上,苏泽是他重要的同路人,而并非简单的弟子。

高拱也清楚,苏泽要讲的,肯定是实学的事情。

苏泽说道:

“这一科命题的范围,弟子想和前几科稍有不同。国朝百年,士子习经义者多,通实务者少。”

“弟子想要上奏,增加阅卷时间,提高策问的判卷分值,同时也增加阅卷官的人数。”

高拱没有立刻答话。

以往大明会试的规则,自洪武朝定制以来,已有两百年。

会试共考三场:

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、经义四道,以经义为主,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程度。

第二场考论一道、判五条、诏诰表内科一道,考察士子的文章写作和应用文能力。

第三场考策问五道,考察士子对时务、经史、治道的综合见解。

三场之中,历来以第一场经义为最重。

阅卷时,同考官先分房批阅,每房各有分工,以五经分房,每经设一房考官。

士子答卷须先由本房同考官初阅,评定优劣,给出荐卷或落卷的意见。

荐卷送主考官复审,落卷则原则上不再录取。主考官在荐卷中排定名次,最终确定录取名单。

得分侧重点上,传统评判标准极为看重经义的“义理”和“辞章”。

考官阅卷时,先看文章是否“理明词畅”,即经义阐释是否契合程朱传注,文辞是否典雅通畅。若有“怪诞”、“浮华”、“支离”之弊,往往直接落卷。

策问虽占第三场,但实际判卷比重不高,多数考官只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,才参考策问的优劣。

这种评分体系导致士子普遍重经义而轻实务。

策问虽涉时务,但考生作答多引经据典、空发议论,少有切实可行的对策。

阅卷时,策问得分权重低,考官也懒得深究。久而久之,策问沦为形式,无法真正甄别士子对天下实务的理解。

科举考试重视八股文,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,而是制度在实践中被迫演化的结果。

大明立国之初,会试的判卷标准并不苛刻。

洪武朝时,考生人数少,阅卷时间充裕,考官可以仔细阅读策问和经义,逐篇评判。

但随着承平日久,读书人越来越多。

到嘉靖、隆庆年间,每科会试的考生已从最初的几百人膨胀到四五千人。

考生数量暴增,阅卷时间却不可能同步拉长。

会试锁院通常只有十到十五天,主考官和同考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完数千份卷子,每人每天要看的卷子少说上百份。

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,考官不可能每篇都精读细判。

而且大明对于阅卷时间要求非常高,若是不能按期完成阅卷,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重罚。

也曾经有过主考官因为阅卷时间不够,上奏请求宽限的,但皇帝几乎都不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