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苏泽从刑部侍郎狄许的口中,知道江南发生的事情,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。
刑部侍郎狄许最近都忙着和李时珍编书。
经过苏泽的提点,狄许意识到自己的办案经验也可以编成流传后世的著作,便和李时珍一起研究,将自己的经验与医学知识结合起来。
两人联合起来,很快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李时珍把狄许历年经手的案子翻了一遍,重点看了那些涉及外伤、中毒、不明猝死的卷宗。
他把狄许断案的逻辑拆开,对照自己的药方和病例记录,发现了一个规律:很多病人死前呈现的症状,和狄许案卷里记载的致死伤情高度一致。
比如一个被钝器击打后脑的死者,瞳孔大小不一对光反应消失,李时珍在医案里找到同样症状的病人,是中风后脑溢血。
两者的病理基础是一样的,颅内出血。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外力所致,一个是血管自裂。
李时珍对狄许说:“老夫行医几十年,看的是活人的病,死人的事只凭家属口述,从未亲眼见过尸体内部的伤情。”
“你这些案卷,把死因写清楚了,连伤口形状、深浅、方向都画了图。这些图比医书上画的经络图准得多。”
狄许反过来跟李时珍学解剖学。
李时珍手里有一批从南方运来的骨骼标本,还有一套他亲自编写的《五脏六腑形证图说》,里面详细标注了各器官的位置、大小、颜色和常见病变。
狄许把这些内容和自己验尸时看到的实物——比对,发现医学书上的描述有不少偏差。
狄许把偏差记下来,重新画了一套人体器官位置图,标注了每个器官在体表的投影位置。
这张图表,让许对于致命伤的认定有了明确的标准。
刑事案件中,认定致命伤一直是个很难的问题。
伤人和死人的判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除非是当场死亡的案件,很多案子到底是伤人不小心致死,还是直接致死,这在司法实践中是区别很大的。
这也是基层司法包庇,地方上滥讼的主要症结。
地方官如果要包庇犯人,就会说行凶者并非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,帮助犯人推脱。
而讼师帮着犯人脱罪,也会使用同样的借口。
现在狄许考虑的这套标准,将脏器按照关键程度进行了划分。
以往除了直接对头部和心脏部位的攻击,会被认定为致命伤外,很少关注到主动脉、肝脏等重要位置。
在狄许和李时珍的研究下,他们增加了基础致命伤位置。
李时珍则从狄许那里看到了病变的动态过程。
狄许有一个案子,是连续五年在同一家作坊里发生的工人死亡事件。
死者都是年轻人,死前咳嗽、胸闷、四肢无力,最后咯血而死。
狄许验尸发现,三具尸体的肺部都有硬结,切开来是灰白色的纤维组织。
李时珍看了标本,说这跟他在矿工身上见到的肺病一模一样,是长期吸入粉尘所致。
他把这个病例写进了自己编写的医书中,标注为“石工肺病”,注明病因和预防方法。
所以狄许上门拜访,苏泽还是很意外的。
但是听完了狄许讲述的江南事情,苏泽更加意外了。
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斗争,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。
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,原时空,任何一个工业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京畿地区的经济发展,吃了技术的红利,加上大量工厂本身就是官办,待遇一直不错。
原本采矿业会是一个问题,但是早期房山的案件,让地方官府很重视劳工待遇。
但是南直隶的官办经济不发达,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
苏泽惊讶的是这次问题的解决方式。
狄许汇报完,拿出了弟子李庆芳的亲笔手书。
狄许这是在给弟子铺路。
李庆芳这一次操作十分的漂亮,算是在不得罪各方的情况下,把事情办成了。
但仅仅是办得好,在官场还是没用的,还需要让上层看到。
这就是李庆芳有个好老师的好处了。
狄许今日过来,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大事应该向苏泽这样的重臣通气。
另一方面,如何汇报也是一门艺术,他的汇报重点是站在李庆芳的角度上,也是以李庆芳的材料来汇报的,就是要让苏泽看到自己弟子在事件中的作用。
但是苏泽看完报告,并没有评价,而是问道:
“颜钧的事情,狄侍郎应该很清楚吧?”
狄许点头:“嘉靖年间的钦犯,泰州学派的大儒,后来在山东组织过漕工联合会,牵涉到会道门中,最后被取缔。”
“苏尚书的意思?”
狄许有点搞不清苏泽的立场了,他试探性地问道。
若是苏泽这些重臣发话,那刑部就要重点盯上颜钧了。
苏泽摆摆手说道:
“颜公是当世大儒,这次是和平协商,不用这么紧张。
狄许松了一口气。
“和平协商”,算是给事件定性了,这也意味着颜钧在苏泽这里获得了金身,日后官府这边不会对他出手,还会保护他。
苏泽认真看起了报告。
报告写得详细。
陈家铁厂静坐三天,颜钧六十二人堵门,李庆芳以治安司名义封锁外围,拦住了工厂主雇来的地痞。
顾宪成接到李庆芳的通报后,出面召集了太仓县内所有工厂主。
不仅仅是给江南造船厂供货的上游作坊,连本地丝织、印染、粮油加工等行业的工厂主全都参加了。
协商地点定在太仓县衙正堂。
第一天,颜钧带着五个弟子,手里拿着一份写满工人诉求的条陈。
内容不复杂,主要诉求就是三条:涨工钱、改善劳动环境、提供劳动保护。
颜钧在会上把陈地主拖欠工伤补偿、克扣次品工资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,每一条都有人证物证。
工厂主这边的代表,自然是顾宪成。
但是顾宪成不是太仓本地人,顾宪成还拉上了本地丝织行业的领头人物一起来谈。
顾宪成听颜钧说完,没有当场反驳,只回了一句话:
“颜先生说的都是实情。本县小厂条件差,这谁都认。但你要涨工钱,涨多少?涨了之后,厂子能不能扛住?扛不住就要关门,关了门工人连现在的工钱都拿不到。”
这个问题,也成了工厂主一方的重要论点。
工人要求提高待遇,但是这个待遇不能超过工厂主承担的极限。
否则不赚钱的买卖没人做,工厂主大不了关门,工人就要失业了。
顾宪成这一招也十分的高明,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颜钧听的,也是说给县衙听的。
谈判从上午持续到下午,中间歇了一个时辰吃饭。
李庆芳以治安司主司身份坐镇,不替任何一方说话,只负责维持秩序和记录条款。
顾宪成是工厂主这边的代表,但是也因为自己的文章,立场有些尴尬,有时候也要反过来帮助劳工说话。
知县刘体道也是两边帮着说和,同时给出县衙的承诺,只要协议达成,县衙一定会监督执行,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
最后谈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方案:
各厂工人的计件工钱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成五;工厂必须提供基本的劳动保护,包括手套、围裙和简易的防护栏;工伤补偿按照朝廷样板的最低标准执行,工厂主每月向县衙指定的钱庄缴纳工伤公积,由县衙统一管理。
作为交换,工人承诺一年之内不再以同样理由提出新的涨薪要求,保持现状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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